“《论语》读我”与“我读《论语》”

孙善利

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胎记和骨血。民族灭亡的本质，不是指这个民族肉体的消亡，而是指这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。日本人侵略中国除进行了军事占领外，很重要的是进行了大和民族文化的渗透，陈水扁搞台独，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“去中国化”，即消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。目前，“全球化”势头正猛，“地球村”渐趋形成，西方文化借助强大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力量肆意扩张，中华传统文化岌岌可危，所谓中华民族灭亡的可能判断决不是耸人听闻。要让中华民族生存下去，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主流上寻找滋养，由此，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成为一件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。

      怎样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，教育界的专家、学者和老师们广泛认同一个重要载体，即民族文化的基本经典，其中体现儒家学说的《论语》是首选的一种。但是就目前的运作过程看，要求学生原文背诵，或者做一般化地翻译的居多，教师没有做很好的选择，更没有结合现实引导学生做较为深入地分析、鉴别和领悟，这种做法似乎是把《论语》捧上了天，让学生拜倒在《论语》之下，囫囵吞枣，全盘接受，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“《论语》读我”。

     《论语》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，有它特定的话语对象和目的，不能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，不能也不可能贯通古今皆有效。我们应该采取鲁迅先生倡导的“拿来主义”的方法，作一番梳理和筛选，根据我们的需要，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，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“我读《论语》。

     具体详细的分析探讨我在这里不论，但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。

一是要把《论语》的“治国之论”转化为“做人之论”。《论语》的言论是治国的，是孔夫子面对着“礼崩乐坏”的现实，为恢复周礼提出的治国主张，是为统治阶级提供的“驭民术”，所谓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说的就是它的基本功用。青少年学生读《论语》，目的虽然不排除成为治国人才，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如何做人，如何成为高素质的人。这些素质，主要不是体现在集体管理上，而是体现在个人交往上，体现在自我修养上；主要不是为了成为道德完人，或成为政治工具，而是为了使得具体生活更加和谐、健康、舒适，更加有意义、有价值、有色彩。

二是要寻找与人类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关键点。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人代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：“民主、法制、自由、人权、平等、博爱，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，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，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。”青少年学生读《论语》，当然要认同人类的这种共同价值观。要让青少年站在现代社会大国公民的角度从《论语》中汲取营养，而不是站在古代封建社会臣民的角度濡染痼疾，要在保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同时，与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世界其它民族优秀文化相融、相通、相合。如此，才能把《论语》读活，也才能使得《论语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