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高考梦

一九七七年，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第二年。恢复高考。人们额首相庆，奔走相告，欢呼雀跃，喜气洋洋。

一年前，我以“工农兵学员”身份作为“沙子”掺进县城，在一所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多年”的重点学校任职。以“毛主席教育路线的忠实代表”自居的我，很有些自负。以为主席刚刚去世，正是国家用人之际，此时离岗读书，对不起组织和毛主席。这一年，我没能报考。

这次高考，可能是世界上的一场“空前绝后”的考场“大比拼”。连续十二沉淀的高中毕业生和无数的“同等学历”者，都要挤这趟“晚点车”。 通过层层政审和各种方式的“围追堵截”之后，全国被批准的应试者还是有五六百万。过来人都知道，那时“教育大发展”，高中不出公社，初中不出大队。高考考点设立到县辖区。县、区、公社，县直机关，以及县直教育机构的大小头目和车辆都被集中。服务高考。

我和十余人到三个区级考点搞试卷的保密、分送和回收。一大早，便来到指定地点。一辆敞棚大卡车已在迎候。一阵推让之后，我和副组长被推进了驾驶室，名之曰：“方便指挥。”；其他 “同胞”则被“装”进车厢。车厢里没有座具；边缘不足一米高；上面没有抓手处。站着不安全，蹲着不舒服，坐着不卫生。蹲不蹲，站不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姿势了？卡车在沙石路上缓缓爬行，同胞们在车厢里奋力挣扎。好容易到了第一站，有三位“同胞”下车，离开了这 “非常的驾车”。我和副组长也下了车。我们把第二站的两位年龄稍大的“同胞”请进了驾驶室，然后爬进车厢，与坚守在车厢的其他“同胞”一道，抵抗着风雨、泥土、寒冷与颠簸。到第二站，我把两位一直在车厢里蹲不蹲，站不站的“同胞”请进驾驶室。 我又“狗爬式”地熬到第三站。腿脚完全麻木。

我就着卡车在 “点”上转。重复着什么时候，什么地点，什么方式收卷集中保密云云。临近中午转回到第三个“点”。一切正常。

中饭过后，问题出来了。汽车不见了。根据闲聊掌握的信息，我走进了区委书记的陋室。得知司机老爷开车去了林业站。说是 “带”点杉树回去。不久，车子回“点”。车顶 “绑”了一堆树。那时侯，“杉树”和“汽车”可金贵着呢。人算什么？何况是“教书匠”。区区十来人， “装”在车厢里，才“一点点”。 偌大的卡车，“放空”太可惜。而杉树呢，绑在车厢顶上，厢子里还是空的，人钻进去，还多了一层保护呢。司机老爷如是说。我们可是哭笑不得。与之理论无果。又不敢得罪人家：搞僵了，余下的工作怎么办？我不得不败下阵来。我让他们仨违规挤进驾驶室。司机老爷能违规，我们如何不能！我理直气壮地安顿好同伴，却忍气吞声地爬进车厢。车子慢慢爬行。除了不能伸腰之外，竟然比来时舒服了很多。颠簸明显减小，风沙也有减弱，速度似乎加快。当然，我理所当然地受到前面两“点”的埋怨。好在菩萨保佑没有出现安全事故。任务完成了，个人受点委屈也值得。那时年纪轻，还委屈得起。

多年的高考梦，我竟然退缩在“考”门前。到底心有不甘。一九七八年，我报考应试。“上线”了。那时只通知“上线”，不公布成绩。考生填报志愿，具有很大盲目性。我当时的情况也特殊。自己已经是中专毕业的国家干部了，而且还负了点责，显然自高自大；同时，家庭的贫困背景也促使我“胃口”大增。“非国家一类重点不报”。我填的是：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。现在想起，可笑至极。我落榜了，理所当然。

一次退缩在“考”门前，一次跌倒在“自大”上。我的进入普通高校深造的黄粱美梦算是彻底地破灭了。

随着改革的深入，我通过自考和函授先后取得了专科、本科毕业文凭，并因此取得高级职称。

如今，老之将至；青春不再，过去的已经过去。我奋斗过，我也知足。特定的历史，造就特定的人生；特定的人生，书写特定的历史。

我的责任似乎是给历史留一点真实、朴素与借鉴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湖南省岳阳市枫桥湖学校：    何渊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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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日